作者 | 柳飘飘

本文由公众号「柳飘飘了吗」（ID：DSliupiaopiao）原创。

　　薛甄珠最近翻红了。

　　犹记得《我的前半生》刚播出时，薛甄珠口碑并不怎么样，她身上几乎集齐了传统女性角色里最招骂的特质：

　　势利聒噪、爱占便宜、爱钱、爱插手女儿的人生。

　　时隔九年的今天，这个角色突然被平反，并且全网爆火。

　　特别是她去公司替女儿讨伐小三的片段，被网友反复品鉴，夸不绝口。

　　很多人开始觉得她“俗得可爱”，越看越顺眼，羡慕她身上那股怎么折腾都不萎掉的生命力。

　　传统价值审美一直对女性有一套隐形要求，不只要承担具体事务，还被要求承担另一层“照顾气氛”的劳动，自己体面，并替所有人保存体面。

　　一种隐形的“体面税”。

　　薛甄珠偏不缴。

　　女婿出轨，她不会考虑闹到单位“好不好看”，直接冲过去他公司抓小三，替女儿出头。

　　一开始，这只是互联网常见的名场面考古，乐子人疯狂玩梗，争相调侃这场闹剧的狗血荒诞，代入上图这两个提前下班、和薛甄珠失之交臂的打工人，肯定悔青了肠子，巴不得发明时光机回公司看热闹。

　　可当大家笑累了，转为严肃品鉴之后，纷纷开始认可薛甄珠的正义性。

　　她行动准则，是维护利益的优先级，远超所谓体面的重要性。

　　办公楼什么地方？是最讲究规则、体面之地。偏偏杀出一个薛甄珠，把这种格格不入的泼辣野蛮发挥到极致，制造一种极端撕裂的场景冲突。

　　继而观众又进一步顿悟，作为一个拉扯两个女儿长大的单亲妈妈，她的种种势利聒噪、爱插手女儿等“恶劣面”，其实也只是保护女儿的生存策略。

　　听闻女儿要跟渣男离婚，她没有劝女儿为孩子委曲求全，已超越大部分老辈子的思想境界。

　　她拒绝体面，无惧粗俗，只为给女儿争口气，使得手撕小三的场景，看的不止是热闹，还有一个市井母亲最清晰的母爱。

　　类似薛甄珠这般生猛的女性，其实一直存在于国产影视里。

　　她们有一个共同特点：未被精心驯化，会怒会争，会打会骂，乍看不体面，于是得不到观众青睐。

　　可放到今天重看，大家换了一种眼光，便发现那些不体面的撒泼打滚背后，藏着一种过去被长期低估的女性能量。

　　《小巷人家》中的宋莹为了分房敢直接去闹领导，领导们都劝她体面，街坊邻居都笑她，远离她，认为她刁蛮疯狂是一种霸凌。

　　整个片区，只有思想超前，拎得清的黄玲一个人，看到宋莹作为一个女性不被规训，不畏人言，争取正当利益的勇气和合理性。

　　《万箭穿心》中的李宝莉，面对搬家工人坐地起价，一个女人站在那里和几个男人理论，她丈夫倒一声不吭，甚至在旁边给工人递烟。

　　李宝莉所有的恨铁不成钢化成一句“真是贱”，砸到丈夫脸上。

　　劈里啪啦，面子碎一地。于是他一个大男人开始拗气，甚至和工人们站到一起，数落妻子。

　　当整个家庭的利益被外人侵犯，体面的窝囊丈夫受人推崇，而为争取利益而不得不泼辣的妻子腹背受敌，片名《万箭穿心》的寒气由此而生。

　　到《繁花》里的玲子、卢美琳，这种“反骨”更加明显。

　　上海，什么地方？最摩登，最强调优雅的地界。偏偏玲子会跟宝总算账、吵架、吃醋；卢美琳在黄河路张扬强势、寸土不让。

　　如果这些特质放到男性老板身上，很容易叫“有江湖气”“镇得住场”；落在女人身上，却变成“胡搅蛮缠”“蛮不讲理”。

　　很多所谓的“粗俗”，其实只是未经精英语言包装的边界感、利益意识和自卫性。

　　女性并没有天然保持所有人体面的义务，如果体面只是禁锢她们自由的枷锁，那么体面不要也罢。

　　但与此同时，这种泼辣的粗粝不该被浪漫化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类女性会形成这种行事特点，背后或许还有长期承担后的“权力代偿”。

　　就像李宝莉这样的女性，她泼辣又强势，对家庭充满了戾气和控制欲，并不能只用本人“个性强”来解释。

　　从搬家那场戏就能看出，丈夫在家庭功能中，因为软弱而长期缺席。

　　家里的所有现实问题，往往都是李宝莉冲在最前面。丈夫马学武越退，她承担越多，承担越多，她越觉得丈夫没用，越轻蔑他；

　　而马学武越被轻蔑，又越退缩，甚至去周芬那里寻找“被理解被欣赏”的感觉。

　　最后两个人彼此把对方最糟糕的一面一步步喂大。

　　她丈夫懦弱到什么程度？

　　下岗后投江自尽，为报复妻子，留下两行遗书告别了老妈和儿子，硬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留给李宝莉，就是要漠视她，能伤害她多深就多深。

　　他选择死亡，意味着把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和一个老人全都交给她，让她一个人去扛，谁叫她个悍妇这么生猛？

　　李宝莉最后真的成了那个“所有事情只能自己扛”的人，挑扁担养家，变得更加粗糙，很累很辛苦，最终快速枯萎、衰老。

　　《少年派》的王胜男，《小欢喜》的童文洁，都有这种“为什么所有事情最后都要我管”的无奈底色。

　　一个人长期负责，却没有与责任相匹配的正式权力，最后就容易发展出另一套非正式权力：

　　母职权力、关系权力、情绪权力、牺牲带来的道德权力。

　　慢慢就可能变成“既然都是我撑着，那就应该听我的”，“我太累了，我有随时发飙的权力。”

　　这就是权力代偿。

　　大众开始给她们平反，是好事，这并非洗白那些闹剧时刻，而是把系统里的bug排查出来，找到闹的根源。

　　当一个女人被家庭系统消耗，便会在反抗中不自觉地成为家庭内部新的控制者。

　　一如李宝莉既是受害者，后来变得过度操控家庭，某种意义上，也沦为伤害者。

　　再次划重点，她们的所谓恶劣，并不是自发的，是带着很多不得不的无可奈何。

　　她们的动机值得被理解，而不是一味被嫌弃。

　　移除对她们的偏见后，她们身上的优秀特质就会被看到，首先就是这个脾性带来的，极强的“现实处理能力”。

　　事情来了，她们非常善于应对，解决问题扎扎实实，毫不含糊。

　　薛甄珠女儿婚姻垮了，第一反应不是无限追问过去“为什么”，而是接下来“怎么办”。该出气出气，梳理了情绪，就翻篇走向下一段，张罗着给女儿介绍新对象。

　　李宝莉丈夫死了，老人和孩子还在，她再苦再累再骂骂咧咧，也知道去挣钱，该怎么挣钱。

　　宋莹没有房子就去争，不按常理出牌，但房子她真的争取到了，儿子没电视看受气，她就自己种菜，省吃俭用，最终真的买了一台电视机。

　　《鸡毛飞上天》的骆玉珠没资源，就自己找生意、抓机会。为了抢夺制造产品的原材料，她甚至打算和竞争对手打群架（结果意外发现对方是男主哈哈）。

　　积极解决问题的心态，又让她们的人生进一步显化，引导着她们把日子安稳过下去。

　　她们共同拥有一种很强的能力：把感受转换成行动，泼辣是促进问题解决的助力。

　　当生活砸下来的时候，她们会伸手去接。

　　她们的人生哲学甚至不是想出来的，而像是长在身体里的：

　　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文的武的，撒泼打滚的，先把眼前这个阻碍生活的死结解开。

　　她们真正迷人的，不只是坚韧，更像一种植物性的生命力，无论是向下的根系，还是向上的枝叶，都那么蛮横有力，能冲破任何黑暗。

　　这种特质，就是女性能量的显现。

　　薛甄珠、李宝莉、宋莹，分别代表三种完全不同的女性力量。

　　李宝莉，直面困境型。

　　她的强很大程度来自生活逼迫，事情不断砸过来，她无处可逃，只能应对。她代表着女性直面创伤和承担责任的勇气。

　　薛甄珠，夹缝求生型。

　　她没有强大的职业资本，就在人情、婚姻、关系、资源里寻找缝隙。

　　她未必改变规则，却非常擅长利用规则。她代表的是普通女性在有限资源中长出来的一种民间生存智慧，没工作的她死后存款剩下三十多万，是她对女儿们最确切可感的爱。

　　宋莹，原始生命型。

　　丈夫林武峰并不软弱，也愿意托住她。她并不是被一个糟糕男人逼成了“母老虎”。但是她还是脾气大，还是敢争，还是声音响亮，还是充满攻击性。

　　这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：女性的强悍不需要永远附加一段悲惨历史的解释。

　　一个女人不需要先被伤害，才有资格有刺。她可以只是天生能量大、有竞争心、不愿意忍。

　　有人托住以后，这种力量甚至不会转化成怨气和控制，而会变成边界感、幽默感、行动力和生活热情。

　　所以我们真正需要重新认识的，不是“那些泼妇原来都是好女人”，而是，攻击性本来就是完整女性人格的一部分。

　　它既可能来自创伤，也可以来自生命本身，女性真正的自由，也包括不够体面。

　　薛甄珠重新被热捧，值得讨论的，不是一个旧角色终于被“洗白”。

　　这个现象背后在悄然变化的，是我们衡量女性的尺度。

　　过去，我们喜欢温柔懂事的女人，后来，我们开始喜欢独立、理性、情绪稳定的女人。

　　现在我们终于开始允许更多种个性的女性存在：她现实、爱钱，有利益意识，有攻击性，有竞争欲，有时候甚至不太好相处。

　　她不必通过“让所有人舒服”，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女人。

　　当一个社会开始允许女性不体面时，女性才真正开始获得松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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